作者：杨文田
近年来，围绕学校管理“谁主沉浮”的讨论屡屡进入公众视野，“书记管方向、校长管业务”的模糊权责边界，早已成为不少学校内部权力博弈的灰色地带。从中小学到高校，从地方基层到知名高校，书记与校长之间的“权力之争”，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国教育治理体制中体制与机制、权力与责任、政治与专业之间的深层张力。
近期某重点高校因人事任免问题出现“书记强压校长”的新闻，一度登上热搜，引发社会舆论对教育系统中“双肩挑”制度、党政分工与合署办公模式的广泛讨论。那一问，最终指向核心命题：学校究竟谁说了算？
按照现行体制，高校及中小学校普遍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。教育部对高校的管理规定明确提出，党委书记“主持党委全面工作”，负责学校的思想政治、意识形态和党建方向，而校长则“负责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”，主抓教学、科研、人事、财务等日常事务。理论上看，这是党政分工、相互协调的安排；但实践中，权力往往不是泾渭分明的两条线，而是交叉重叠的一个圈，既牵涉方向把握，又涉及资源配置。尤其在人事、招生、职称、财务等敏感领域，书记与校长的职责边界常常模糊不清，乃至暗流涌动，权力的手在幕后起舞，谁也不愿完全退让。
一些地方，书记主政、校长边缘化；另一些地方，校长强势、书记形同虚设。而在更多案例中，两者“貌合神离”、各掌一权、相互制衡，看似稳定，实则牵一发动全身，稍有误差，便激起争斗。
不少人将学校内部矛盾简化为“书记越权”或“校长专断”。事实上，这种对立并不总是对错分明，而常常是一种体制性张力下的必然结果。书记为何越位？从制度设计上讲，党委在学校中担负领导责任，这是我国教育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之一。尤其在事关意识形态、安全稳定、教师思想导向等问题上，书记作为党组织的“主心骨”，理应参与甚至主导决策。然而，这种“领导责任”一旦无限上纲、缺乏明确边界，就容易变成对校长事务的插手与干预。
而部分校长在强调“行政权威”时，往往忽视了党委领导的制度基础，试图“去政治化”，以“专业主义”为幌子排斥党的组织领导，这同样是制度误读的表现。在某些高校，有的校长利用学术权威主导人事安排、科研经费分配等，绕开组织程序，引发党组织不满和“夺权”反应。一句话，书记和校长权力失衡，不是简单的个人矛盾，而是深植于制度结构与现实运行之间的错位。
当书记和校长争权时，受伤的往往是学校的管理效率与发展质量。一方面，权力斗争导致决策瘫痪。书记不同意、校长不敢推，校长想办事、书记不批，部门之间互相观望，重大事项一拖再拖，小到一份采购合同，大到一个科研项目，都卡在“内斗”与扯皮中。另一方面，教师和学生也成了受害者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谁“站队”、谁“有靠山”、谁“听谁话”成为衡量绩效的隐性标准。学术生态被污染，基层教师无所适从，学生发展缺乏保障，学校陷入“看戏”状态，原本以教育为本的校园，逐渐变成一个小型权力角斗场。
而且，书记与校长之间的纷争，往往不是表面所见的单纯权力之争，更裹挟着人情关系、派系斗争、资源再分配等深层因素，甚至与地方政府、上级主管部门的博弈密切相关。一旦矛盾激化，校内外舆论必然喧嚣，最终干扰学校的正常秩序。
从宏观层面来看，我国当前的学校治理结构是带有明显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安排。在强调“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”的大背景下，党委在学校中的“核心作用”必须得以体现。而与此同时，校长作为专业治理的主体，也理应有充分的自主权来保障教学科研的独立性和效率。这就形成了一对制度“两难”：既要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，又要保障校长负责的专业性不弱化。如何“既坚持又发展”，是个现实考题。
一些高校探索了相对清晰的权责边界划分，比如建立“三重一大”事项集体决策制度（即重大决策、重要干部任免、重要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），明确党委讨论决定范围与校长执行权限；还有高校推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，形成书记与校长之间“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”的共同治理机制。但这些制度落实如何，还得看执行力、透明度与监管机制是否到位。一个制度再完善，若无法阻止“书记亲戚进人事、校长弟弟拿项目”，那终究只是纸上制度。
笔者认为，破解“书记校长之争”的根本出路，不在于简单地强化谁的权力，而在于提升学校治理的整体现代化水平。这首先意味着，权力运行必须制度化，而非靠人治。应进一步明确书记与校长的职责边界，用制度划清“决策权”“执行权”和“监督权”的分界线，并建立第三方机制进行有效监督，防止任何一方权力膨胀。
其次，必须提升治理的专业性与透明度。教育不是权力的游戏场，而是人才的孕育地。治理方式不能再是“靠感觉”“看关系”“按资排辈”，而应走向数据治理、绩效导向、规则优先。第三，需强化问责机制。无论书记还是校长，只要越权乱作为、权力寻租、干预正常管理，都应依法依规追责。一个不讲规矩的书记，和一个胡作非为的校长，都是对学校发展的严重伤害。
回到题目本身，“学校管理谁说了算？”答案其实不在书记，也不在校长，而应是制度、规则与法治说了算。当书记不再以“权力”压人，而是以党性服人；当校长不再以“行政”控人，而是以专业服众；当两者都能在法治与制度轨道中各尽其责、协同配合，学校管理的“权力之争”才有可能真正走向“权责清晰、合作共治”的良性局面。否则，“书记校长争地盘、老师学生遭殃”将是无法终止的循环。愿这一问题，终有破解之日，也愿我们的教育生态，终有清朗之时。
